慕容家的人很快就开溜了，走之前，段语嫣还吩咐管家邓岳去通知另外几家最近几个月跟赵子称走得比较近的豪门富户，免得他们被朱勔牵连打击。
这些豪门富户，有些比较有眼光有见识，得了提醒立刻也都离开苏州暂避。
但也有个别牵涉不深、恋栈不去、怕走了之后反而被关注、粗重财物蒙受损失，所以怀着侥幸心理没跑。
这就属于自找的了，后续如果真被朱勔打击了，也怪不到赵子称头上，赵子称已经仁至义尽了。正好通过自然选择、把眼光不好的跟班淘汰掉一批。
慕容家的人离开苏州城后，没两天工夫，朱勔果然因为在赵子称那儿打不开突破口，开始找其他此前跟赵子称合作过的人撒气。
但这番操作也果然毫无收获，只是抓了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小鱼小虾，反而导致朱勔积累的民愤越来越多、苏州官民对朱勔越来越仇恨。
……
赵子称被抓后的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左右，他被抓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汴京——这个速度，明显比正常的消息传递要快得多，可见赵子称也是早就布局了。
他就等着自己被抓，然后让提前安排好的小弟尽快把消息往汴京传。
也就是说，在江南本地，第一天只有姑苏县城里的人知道赵子称被朱勔报复了，第三天左右，苏州四县全知道了。第五第六天，按正常的消息传递速度，也就覆盖到赵子称的老家秀州，最多再加上跟苏、秀接壤的杭州、常州。
按照正常传播速度，第七八天的时候，也就湖州、镇江有人知道苏州那边的新闻，而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汴京都有人知晓了。这个速度，堪称日行三百里的定向扩散，比朝廷送紧急军情的六百里加急，也就慢了一半而已。
赵子称被抓的消息，是通过一明一暗两个渠道传到京城的。
明的渠道，自然是指望此前就跟赵子称暗中达成合作的魏通判。
按大宋法度，州府一级的副职通判，还兼管着监察地方的职务。
州府再往上，理论上有路一级的行政机构。但宋朝是“实府虚路”的，也就是类似于后世的“加强地级市、削弱省级权力”，到了路一级，虽然有安抚使、提点刑狱司，但州府的通判在行使监察职权时、并不直接受提点刑狱司的领导。
换言之，通判在处理日常的冤案、或是上奏知府、知州的不法行为时，既可以选择通过提点刑狱司、逐级上报。
但遇到特别重大、紧急的案子时，通判觉得有必要直接“御前投匣”、将弹劾奏章直接送达中枢的，也可以直接用“急脚递”秘奏到皇帝面前，不用经过提刑司，也不用经过谏台。
宋朝的制度设计，是允许这种渠道存在的，为的就是避免极端情况下、的特权。
这在很多北宋时期的史料里都有记载，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过宋仁宗时、范讽任淄州通判时，越级秘奏知州的贪弊事宜。
历史上魏宪能够直达天听、向皇帝奏请废石纲，也是利用了这条渠道。
只不过，这种上奏往往需要赌上一个通判的政治前途，如果越级上奏的事情最后没有被核准，你又滥用这个特权，那你的官基本上也就当到头了。
但这一次，魏宪看到朱勔吃相如此难看、打击报复如此卑劣，他也血气上涌，没有再含糊，一次性把自己的权限都用足了，全力力挺赵子称，将朱勔在苏州的所作所为，全部秘奏送到汴京。
而与此同时，赵子称的第二条消息渠道，自然是继续往陈东等他在京城的朋友、同学那里送。
这条渠道，主要是为了带起舆论和流言，让大家看清朱勔在江南的反扑。
之前，赵子称的上奏，在汴京已经发酵了半个多月了。
陈东等人在第一次知道赵子称弹劾朱勔时，也象征性声援了一下，但并没能闹大，他们只能在内心钦佩和支持赵子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陈东他们走正常渠道、试图上书言事，或是拦住当朝执政的轿子车马、当街请愿，那些被问及的官员，都可以选择踢皮球、打马虎眼，先把事情糊弄过去。
只要一句“本官自会将民情上达，请诸生静待处理消息”，陈东等人就得暂时哑火。
朝廷又没说不受理、又没说不讨论，这不是正在走流程吗你们有什么好急的
再急的话，就是陈东他们不占理了，不遵守朝廷的程序正义。
但这一次，情况却不一样了，因为赵子称被朱勔打击报复的噩耗，也传到了东京。朝廷执政再想用拖字诀，已经完全不好使了。
“朱勔和那些狗官沆瀣一气！朝廷之前还说会讨论废石纲的事情！结果没等来朝廷的好消息，只等来了他们对忠臣义士的报复！”
“诸位，我们一起去宣德门外叩阙恳请吧！务必让此事为官家所知！”